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育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育

　　一、整体教育与音乐教育的关系

　　1、从教育史的角度看：

　　魏晋南北朝各时期、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学校，教学内容与教学思想与汉代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基本上处于时兴时废、时有时无的状态之中。而文化的传承不能断续，教育在私学、世教和宗教领域中又找到自己的出路。

　　2、从音乐史的角度看：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民间音乐进入了一个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二是传统礼乐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是清商乐（清乐）的出现。

　　四是佛教音乐的兴起。

　　五是民族歌、舞、曲的并行发展。

　　六是外来乐器的引进。

　　七是科学化乐律理论的产生。

　　八是音乐思想的进步。

　　二、音乐教育的交流与传承

　　1、民歌与清商乐的交流与传承。

　　古代音乐的传承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口传心授”。民族之间的音乐交流，总是双向选择的，你选择我，我选择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交融的并行关系。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除保留着本土民歌文化的传统和风格外，还在交流中创造了更多更新的民歌。这一时期的民歌，内容上较前有了极大的丰富；演唱形式也十分多样，有清唱、帮腔、继唱、联唱、合唱等。歌唱形式与歌唱内容的多元化发展，是这一时期民歌发展的一大特色，这是音乐教育交流的结果。

　　由相和歌演变而来的清商乐，成为这一时期音乐教育的主体。清商乐作为民间音乐的泛称，三国时期就有大量的清商曲辞，并设立了清商署机构，专门管理清商乐。它是一个庞大的音乐传教和音乐表演机构，音乐教育内容有歌、舞、乐三个方面。可见清商署对清商乐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显见的，并一直延续到隋唐。

　　2、民族器乐与歌舞音乐的交流与传承。

　　民族器乐的交流与演化，除对文化、审美意识的认同外，还要具备交流的“物质”基础—乐器。仅从北魏时期的《西凉乐》来看，所用的乐器就有19种之多，这些乐器的出现与使用，大大的改观了传统民族器乐作品的演奏形式和音乐表述方式。

　　在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音乐家们，在接受外来音乐的同时，没有忘记先辈的传统，他们既不原样照搬，也不呆板模仿，在以中原音乐文化为根的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从音乐创作到音乐演奏，从乐队编配到服饰道具等方面，对外来音乐艺术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造，使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地域的“胡乐”自然地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大河之中，并成为我国民族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教育行为伴随着对外来音乐的改造的整个过程，发挥了它巨大的作用。

　　中国音乐交流史，应从先秦写起，甚至更久远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是中国音乐交流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它广泛地汲取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营养成分，丰富和发展本土音乐文化，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壮丽业绩，为谱写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盛唐音乐文化，做了充分的铺垫。

　　3、琴乐的发展与父女音乐家的贡献。

　　琴乐，是古琴音乐的简称，古琴是我国古老的拨弦乐器，亦称瑶琴、玉琴，现代称为古琴、七弦琴。从先秦到明清，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以弹琴着称的大音乐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孔子以琴教徒，歌诗相依；司马相如以琴抒怀，深得文君爱慕；蔡邕抚琴高歌，痛斥人生与社会的不平；嵇康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一直到今天，琴乐的发展都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琴乐的发展不仅是艺术门类的独立发展，它还肩负着极为重要的道德教育和人文修养等方面的历史使命，后来的琴乐发展与进步，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父女音乐家的琴乐贡献。

　　父：蔡邕（132—192）字伯喈，着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尤以善弹古琴闻名遐迩。创作有着名琴曲《蔡氏五弄》，即《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五首作品。琴学文献《琴操》。

　　女：蔡琰（177—？）字文姬，一代琴界名师。创作了着名琴曲《胡笳十八拍》。该曲共分十八段，它的音乐流传至今，它的歌词也为后人广 为吟颂。

　　4、嵇康的音乐审美教育思想。

　　嵇康（223—263）原姓奚，字叔夜。魏宗室的女婿，官拜中散大夫，世称“稽中散”，“竹林七贤”之一。

　　嵇康酷爱音乐，终生以琴为友，以弹《广陵散》着称。

　　嵇康不但擅长弹琴，而且也能作曲，所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传谱至今，世称“嵇氏四弄”。

　　嵇康所着《琴赋》，以富丽的辞藻，铺叙了琴的体制、奏法和功效。

　　嵇康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中，“声无哀乐”是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一个着名的命题。文章是以设问的形式写成，借“秦客”为客，以“东野”为主（实指本人），在“客”、“主”的反复驳难中提出问题，阐发观点，并加以理论上的论证。

　　嵇康在“声无哀乐”的立论之下，鲜明地阐发乐自己的音乐教育主张：

　　（1）提出“越名教”的音乐教育思想。

　　“越名教”，即超越“名教”，反对“名教”。这里所说的名教，指的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声无哀乐论》一方面有力地驳斥了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观，对于统治者推行的形式主义的礼乐教化思想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理想中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音乐

　　教育主张；一方面反对儒家虚伪教条的礼教，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理想中的礼教的重要性。

　　（2）认为音乐的自然属性是首要的，音乐的社会属性是人给予的。

　　他认为音乐教育的作用主要包括社会教化和修心养性两个方面。在理想社会“衰弊”之后的社会中，音乐不再有移风易俗的作用。音乐是什么？音乐是“和谐”，音乐的主体是“心”，“心和”而“乐和”。音乐本身没有教化作用，它只有通过“心”、“声”对映，并感于物后才能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音乐是一种自然，音乐只有音（音响）的形式，最美好的音乐是“和心”，音乐只不过是“和心”的自然外化而已，所以，它的作用也是自然的，音乐的本身是没有社会和阶级属性的。

　　（3）主张扬音乐的自然属性之长，避功利属性之短。

　　他认为，音乐教育是为了养其性、导气神、节其欲、泄幽情，是修心养性、回避现实、超凡脱俗为最终目标的审美教育手段。这就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本质。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传统礼乐教育思想最有力的抨击。

　　《声无哀乐论》可以与《乐记》相媲美，论其历史成就与学术价值而言，两者足以形成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两座理论巨峰，两种美学流派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