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和罗宾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音乐的自我,被称作“音乐儿童”(Music child)。它对音乐产生反应,产生情绪的共鸣,并反映出人格的其它方面。他们写道:
“音乐儿童”是每一个儿童天生的,具有个人特点的音乐能力。这个感念是指人类普遍的对音乐的敏感性,是对调性,节奏的运动的结构以及关系的先天遗传的复杂敏感性。同时每一个儿童对音乐的反应也是明显不同的(Nordoff & Robbins,1977)。
鲁道夫和罗宾斯认为残疾人由于自身的条件所限制,他们的“音乐儿童”的潜能被阻滞了,但却是可以被主动的音乐创造过程所唤醒的。而被唤醒的“音乐儿童”又进一步增进个体的自我意识,使他发现治疗性的体验的意义并参与其中,并因此在他的音乐反应中发展交流的愿望(Nordoff & Robbins,1977)。
鲁道夫和罗宾斯还认为,音乐的体验反应一个人的心理和成长的状态(Bruscia,1978),个体体验情绪的自我意识、形式和顺序、速度、节奏、和歌曲等的能力可以促进他的接收、认知和表达的能力,个体的人格也可以因此而更加有组织(Nordoff & Robbins,1977)。如果一个人可以较好地参与到音乐的关系之中,那么他就能够更完全地,有能力地融入到他的环境之中(Turry,1998)。
罗宾斯在1973年开始把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的方法与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马斯洛认为治疗因该集中在个体的潜力和优势,而不是集中在个体的不足和缺陷。罗宾斯认为马斯洛的这一观点与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的方法中“成长动力”(growth-motivated)的理念完全一致,同样都可以达到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一样,他们都相信人的内部的学习过程可以创造出自我表达、自如地做出选择、以及发现自我的优势和弱势的机会。最后,罗宾斯非常认同马斯洛的有关人的勇气,勇敢、自由、自发性、整合、以及自我接受的品质是自我实现的基础的理论(Aigen, Miller, Kim, Pasiali, Kwak, & Tague, 2004)。 虽然在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的方法的早期是主要针对残疾儿童的,但是很快就被扩展到成年的人群中,包括综合医院、精神科医院和老年病医院。另外,有些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师还在诸如情绪障碍的恢复、个人成长的正常成年人的领域工作。正是由于需要在并没有严重的残疾的正常人群这个新的领域工作,促使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师将自己的方法与心理治疗的框架结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相融合。结果,在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师们中间出现了不同的理念和流派。一些治疗师喜欢在他们的治疗过程中采用心理治疗中的心理分析、内省、以及检验治疗师——被治疗者之间的医患关系等方法;但是另一些治疗师却认为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是一种以音乐为中心为其特点的方法,所以将治疗中的音乐体验转化为语言的形式是不必要,甚至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心理学的框架中用语言来描述治疗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即兴音乐演奏会歪曲音乐反应的本质。”(Turry,1998)。为了调和这两个极端的观点,一些治疗师按照传统的心理治疗理论来解释在治疗中出现的音乐即兴演奏,一些有关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与语言心理治疗的关系的学术研究文章相继出现(Aigen,1999; Brown,1999; Pavilicevic,1999; Streeter,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