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和酒的趣事

      很多熟知卡拉扬的人都知道一件趣事：当1945年德国战败后，卡拉扬被盟军（俄国人）打入另册，不许公开演出。此时的他空怀一身本事和抱负，在赋闲与寂寞中艰难度日，不得不和另一个人寓居一个公寓房间。1946年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当EMI著名制作人瓦尔特?里格登上维也纳这座被炸弹毁坏的公寓楼去拜见卡拉扬并与三十七岁的卡拉扬商谈EMI公司的专署录音合同时，他身上带了一瓶白兰地、一瓶杜松子酒和一瓶雪梨酒，这在战后的德国可是相当奇缺的奢侈品。后来当卡拉扬在伦敦见到里格时告诉他说：“我将您送我得那些酒分成了九十份，这样就保证了我在以后的九十天内每天都有酒喝，而当天滴酒未沾”。当时的里格显示了相当程度的吃惊这本是卡拉扬众多经历中的一桩小事，但恰恰通过它我们得以一窥这样一个事实，正如瓦尔特?里格后来回忆所言：“他这个人就是如此，意志如钢铁般坚强”！面对在当时对每一个德国人来说都具有无比诱惑力的三瓶好酒，卡拉扬的确显示出了惊人的自控力和强大的意志力。不仅如此，他居然将其分成了九十等份，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其意志力之顽强到了何种地步！正是卡拉扬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强大意志力贯注了他的一生，使他取得了其前人，甚至他的前任富特文格勒也望尘莫及的成就和地位。没有这样的意志力，我们是不可想象在和柏林爱乐这个素有“音乐共和国”之称，一切音乐事务都由乐队成员民主决议的团体长达三十五年的共同合作经历中，卡拉扬是如何将其对音乐和音响的审美观念逐步传达、灌输、渗透并最终形成那令世人所称道抑或所“诟病”的“卡拉扬之声”的；我们当然也就更无从理解他又是怎样将一个“民主共和国”逐渐驯服成了他“音乐独裁”王国下的“柏林之声”的了！对此，英国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这是同时代音乐家对卡拉扬以及属于他的柏林爱乐所给与的最善意也是最中肯的评价。也许，对于那些伟大的交响乐队而言，一位“音乐独裁者”并非一件坏事：无论是托斯卡尼尼的NBC交响乐团，还是门格尔贝格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又或是富特文格勒时代的柏林爱乐，每一位“音乐独裁者”都代表了一种无可取代的辉煌。

      1933年，卡拉扬加入了纳粹党。这一年他二十五岁，事业刚刚起步，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乌尔姆市立剧院任指挥，已经制作了第一部歌剧，那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同时，他还担任莫扎特音乐学院国际基金会夏季课程的指导，并兼任维也纳交响乐团客席指挥。

       关于卡拉扬加入纳粹党，照他自己的说法：无非是委曲求全，迫于无奈的一种实用主义手段。再者，卡拉扬认为自己很小就被一种使命感所驱使（其实，伴随在这种使命感背后的很可能就是一种如影随形的自卑感：因为他的语言与阅读障碍？因为他那非日尔曼裔的希腊——马其顿血统？都有可能）。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卡拉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唯美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纳粹乃至希特勒本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在很大的层面上取得了一致性——这个党以及它的那位元首将他（卡拉扬）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瓦格纳、贝多芬以及勃拉姆斯、布鲁克纳的音乐推崇为“帝国”音乐的最高级样板！从而使年轻的他获得了一种艺术上身份认同的归宿感！也正是这种认同感才是他加入纳粹的最本质因素。

       换句话说：人在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驱使下，往往意识不到那隐藏起来的某种虚弱的自卑感的存在，而恰恰就是这种潜意识里的自卑感需要一种强力来唤醒和改变自身内在的或者现实的处境，而且它往往伴之以无意识的权力欲、控制欲的膨胀。这样的使命感一旦和某种类型的“天才”相伴，其威力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当这种使命感被染上崇高的色彩后，往往还伴之以某种完美主义倾向的滋生。希特勒和卡拉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天才”，前者却将德国引向了现实中残酷的法西斯主义，而卡拉扬将柏林爱乐引向了前所未有的（至少是技术意义上的）高度。

      可笑可叹的是，晚年的卡拉扬有一次驾车带自己的传记作者理查?奥斯本去“鹰巢”（位于德国阿尔卑斯山脉1834米高的奥柏萨尔斯堡山顶，是希特勒的世外桃源），当他看到当年那被炸弹夷平的地堡时说道：“没有为他立碑。”声音里充满了怅惘。老年卡拉扬的这一声感叹，无意中道出了他当年的那一份心迹；从这一声里我们还依稀窥见了卡拉扬内心深处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正如理查?奥斯本所言一般：“他崇拜希特勒，尤其对他那意志力的崇拜致死也不会改变”。

       又说到意志力了，但就这一点而言，这俩人倒真的是如出一辙：希特勒，一个一战时的奥地利下士，最终走上了纳粹帝国权力的巅峰，其意志力可想而知；而卡拉扬一生直到晚年一共经历了十二次背部手术，也未能击垮他在指挥台上坚毅、伟岸的身姿。所不同的是：音乐和艺术素养颇高的希特勒如果有卡拉扬一半能耐的话，二十世纪的历史就将改写。

      我们或许没有太多的必要因卡拉扬加入纳粹这一历史“污点”对其进行道德质疑，像他这样的“音乐独裁者”其实内心里往往如儿童一般“简单”（就像理查?奥斯本所言的那样：卡拉扬从来就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机巧，甚至成熟也谈不上。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天才儿童：总是疑心重重，器量狭小得惊人，骇人地冷漠，而且常常可笑地以完人自居）。正如康德所言：美是一种纯粹判断。在此意义上，美本身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劣性。相反，那些充满道德审判意味的言词基本触及不了事实的核心，相反还可能模糊我们的视线，从而使我们对卡拉扬的指挥艺术得出某些与艺术本身无关的言不由衷的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