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历史 汉乐府诗的体制特点
汉乐府诗,从句式上看,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都有,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但主要是杂言。如汉乐府着名的《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王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知之。
(《鼓吹曲·汉饶歌》)
其他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一般以五句、七句为主,间杂以长短不同的各种句式。
这两种句式在节奏和表现力上都具有很大的优点,便逐渐地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
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体的诗却不少,如《陌上桑》、《焦仲卿妻》等着名的长篇,全都是五言体的,另外,一些小诗也都是五言体,如:
江南可采蓬,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相和歌古辞·江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鱼,相教慎出入。
(《杂曲·枯鱼过河泣》)
这些长、短篇的五言体诗,大约多产生在东汉时期。
两汉乐府古辞从篇章上看,有不到十字或仅十多字的短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题村也极广泛,抒情、叙事以及富有哲理性的作品都有,但以反映社会现时生活的叙述性题材居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特色。
汉乐府诗是用来入乐的歌辞,这就形成了重声不重辞的现象。乐工在取辞配乐的时候,往往为了方便,有时就把一些不同篇章的歌辞,随意拼凑在一起,或加以分割、截取,以至互相插入。如《陇西行》一诗: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凤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其独。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旄觎。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度礼逆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迹不远,足
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这是一首描写赞美“健妇”(有丈夫气概)的诗。但此诗的开头“凤凰鸣啾啾”以上四句,与下文在文义上互不关联。它是从另一首诗《步出夏门行》中割取来的。《步出夏门行》诗是:
邪经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大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羁为我御,吾将上天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跌。
《陇西行》的开头,正是《夏门行》的尾声,这是拼凑的一例。
此种情况在其他乐府古诗词中也有,当然这造成了后世时诗文理解上的困难。
乐府的曲调在音乐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解”,“解”是指音乐曲调上的一个反复。“解”,一般用小字注明在歌辞段落的下边。
有的乐府曲调除了正曲本身之外,还有所谓“艳”、“趋”、“乱”等部分。“艳”在正曲的前边;“趋”或“乱”在正曲的后边。但有些乐府古辞虽注明,前有艳曲,后有趋或乱,但艳曲井无辞,趋或乱也未加记录,有些则明确注明。在《艳歌何尝行》中:
飞来双白鸽,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趋)。
在这首诗的末尾,曾明确注明四解以下为趋,有些乐府古辞在正文下面则明确注明有“乱辞”,如《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几饥且寒,有过慎莫菼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史啼位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人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乐府古辞中其他也有“乱辞”的例子。“乱”、“趋”位于全曲之后,故又称“送声”。在乐调上可能属于鼓乐合奏或合唱。但这一般只有“大曲”才有。
乐府诗原既属于配调的歌诗,因此,在最初记录歌辞时,往往把声即乐调中的衬声也用某些文字写下来,这种声、辞合写的现象,加之流传的讹误,时后来理解乐府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古乐府命题多用歌。行、曲、引、吟、谣等来命名,后人常常把它理解为:“按乐府命题,名称不一。盖自琴曲以外,其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臆者为引;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吁嗟慨歌,悲优深思,以呻其郁者为曰吟;因其立辞之意曰辞;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发歌曰唱;条理曰调;愤而不怒曰怨;感而发言曰叹;又有以诗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乐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