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于“长调”艺术中文化意蕴的认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的价值和魅力是“不可企及”的,永恒的。同样,我还想举出遍布草原的喇嘛寺里早晚的经文诵唱。随意听去,我们会觉得它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但当你每庙必进,有“经”必录,不厌其“同”,深入“品”“悟”时,你也会发现它是一个多姿多彩,有文有质,形神兼具的音乐世界。喇嘛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诵唱,永远会因为时间、地点、人数、功用场合以及传派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整体效果。并且,在每一次庄静、肃穆、虔诚的唱念中,我们都会深深地体味出他们复杂而又崇高的宗教人生。
大体说来,这就是我第二次也是真正第一次走进草原的经历和点滴感悟。作为一个音乐学家,我们有一个不容推卸的使命,那就是首先用机器和笔把自已听到的见到的某一民族、地区存活的各种音乐以及与它相关的背景材料记录下来,然后把它们送入音响馆,让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财富进入历史,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应该把收集到的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写出完整的调查报告,或者选出专题逐一研究。这种描述或分析归纳的基本出发点是尽可能地“复原”某种文化传承的真实状态,其结果,一方面推进了学术进展的深度,一方面是这一“复原”本身也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的链环,这是第二步。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不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从开始进行某一实地考察到最后写出有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这一整体过程中我们对于一种“异质”文化的各种经历和体验。它们不一定要写成文字,也似乎无须写成文字。
但它们对于我们走进并深入品味这种文化有绝对必要的意义。例如有一天在东苏尼特旗,为了寻找一位马头琴手,我们从早上七时乘一辆没有靠椅而只能盘腿坐于车厢的吉普车,一直到次日凌晨两点才返回住地。虽然我们在当日傍晚终于找到了他,并作了采访,但他的演奏实在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我们在这个经历中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辛苦,或者是对采访对象的失望,而是草原的大,牧民生活的流动方式以及为了让我们找到他而表现出的真挚之情。再比如我们采访名震草原的哈扎布。当我们走进他的住房时,首先映入视线的,就是整整齐齐排在墙脚的200多个啤酒瓶。
哈老说,我现在是“啤酒司令”。然后,面对瓶阵高喊:立正!稍息!我们请他唱与他终生为伴的“长调”,他说7O多岁的人了,还唱什么?经再三苦求,他为我们唱了一首《老雁》。声音的确是沙哑的,高音也很费力。但我们注意到,他表情严肃,眼里浸着晶莹的泪花,与其说他是在唱,不如说他在叹。苍凉的歌声里,饱含着凄怨、感奋和对逝去岁月的深深的沉甸甸的思绪。听他这样唱,我们的心在一次次紧缩,一次次颤动,我们甚至感到整个房间、整个草原的空气都凝固了,我们忘记了自已是在以音乐学家的身份在采访。
一个七十四岁但却唱了六十多年、一个从草原唱到城市又从城市回到草原的老歌手,用这样一首歌,这样一种唱,向我们倾诉了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事呢?我为此陷入了长久的思考中……。如果说,1968年听达里的歌所引起的震颤是一种惊异,那么这一次却是一种凝重。青年哈扎布的歌曾使草原光芒四射,老年哈扎布的歌则唱出了草原的沉郁、博大。我们为此行中采访了哈扎布这样一位充满传奇色彩但又极具有“平常心”的历史人物而终生难忘。前些年,他,宝音德力格尔以及另外几位民间音乐家,在驰骋舞台数十年后,又回到家乡的蒙古包,这不是什么“退休”,而是草原对他们的召唤,是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召唤。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已是草原的儿女。他们永远属于草原。
三十年来,我就这样一次次走进草原,又一次次体味草原。我知道,一次比一次强烈的体验将成为我生活和生命中最值得珍视的一笔财富。但我更知道,草原“有大美而不言”,几千年来,她奉献给这个伟大民族的物质的精神的财富,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穷毕生之力也无法识其一、二的。即使如此,只要有条件,我仍然会不断地走进她。因为这是我和她的一种缘份。